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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大医精诚”的践行者刘沛教授

2024年01月11日 10:53

:尊敬的刘沛教授,他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导师,我对他的尊敬和感激之情无法用言语表达。老人在世期间每年春节,我都会在第一时间拜访他,即使在他晚年搬到天津后,我也会通过电话向他致以新春的问候。2006年春节期间,我有幸向他拜年并得知他非常期待在北京举办的奥运会。然而,遗憾的是,他在初春时(4月17日)离开了我们,享年94岁。今年是他的诞辰110周年。

刘沛教授与作者钟震亚合影

我在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桦南县新兴公社卫生院工作。1969年5月,县卫生科选送我前往佳木斯医学院附属医院进修外科。在这期间,我有幸师从刘沛教授,成为我医疗事业道路上的第一位导师。在与刘沛教授相处的日子里,我深刻体会到了他展现出的“大医精诚”的医者精神,深感荣幸能够与刘沛教授建立起深厚的师生情谊。

近期,老友王秀国教授提议撰写一篇怀念刘沛老师的文章,与我所念不谋而合。如今,许多曾与他共事的老一辈医务工作者已经离世,他的学生们也大多进入了古稀、耄耋之年,难以再提起笔来写回忆录了。幸运的是,我仍然保留着对恩师的记忆,为了怀念我们的恩师刘沛教授,我决定写下这些难以忘怀的事情,作为记载这位“大医生”的资料。

能亲笔撰写此文,我身感荣幸,也重新燃起了我对恩师的思念之情,年青的我师从先生期间的过往历历在目。写作此文前,我联系了刘沛教授的爱女刘晓谦女士,她非常热情地向我分享了一些关于父亲的亲身经历,并提供了刘沛教授详实的事迹及图片文字资料,为我提供了丰富的写作素材和灵感。

怀着对恩师的思念与感激之情,我整理了这些素材并于2023年11月22日完成了这篇文章。我希望这篇文章能够表达我对刘沛教授的敬意和感激之情,也希望这位“精诚大医”能够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刘沛教授摄于20世纪50年代

刘沛教授出生于1913年9月3日,吉林省扶余县人。他于1940年毕业于哈尔滨医科大学,1945年参加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东北民主联军合江军区独立团卫生队,他担任军医及队长的职务,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转业后,他成为佳木斯医学院附属医院外科主任和教授。1987年,在他74岁时离休。

刘沛教授的一生充满了丰富的历程,历经了革命战争、新中国成立以及历次政治运动的严峻考验。他对祖国充满热爱,对党忠诚不渝,伸张正义,刚直不阿。他胸怀坦荡、光明磊落,充分展示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坚定理想和信念,同时也昭示了一位知识分子光明磊落的做人准则。

缅怀恩师

刘沛教授是我医学生涯中的恩师,他的一生充满了奉献、淡泊和医者仁心。在我初登医疗专业大门的时光里,他就是我从医行程中的引路明灯、是我医学道路上的精神支柱。今日怀念,仍然觉得心潮澎湃,刘沛教授那慈祥的眼神和悉心的指导让我深感温暖。他不仅是医学领域的巨擘,更是一位精益求精、默默耕耘的医者。回首那段岁月,不禁让我想起许多令人难忘的瞬间。

医技之“精”,妙手回春

我是在那个特殊年代初识刘沛老师的,那时他正在被造反派安排清扫每层病房的厕所。每天都能看到刘老师起早贪黑,认真地清理卫生间的角角落落,白色的蹲便和洗手盆擦洗得一尘不染。

那时医院流行的口号是“消灭资产阶级法权”,各科室都已经取消了主治医生分级负责制,实行“医护包干”,不分是哪个级别的医生和护士组成一个医疗组,负责几间病房,每名医护人员分管几个病人,不管资质深浅都可上台做手术,这样的局面下难免会发生突发事件,尤其是在外科这样的科室里。

记得在1969年6月25日这一天(这日子我记得这么清晰,因为这天学院正在召开“六.二六医务人员下放农村”大会),一组比较年轻的医生给一位来自鹤岗的王女士做右肾结核切除术。手术过程中,初次做肾摘除的第一助手没有掌握好右肾蒂较短的解剖学特点,下肾血管钳时,不慎将下腔静脉撕裂,造成了大出血,术野二次被血液灌满,导致患者血压急遽下降。遇此危急情况,年青的术者顿时大汗淋漓,下肢发抖,此刻如不能及时止血,患者极有可能死在手术台上。他赶紧用手压住出血点,一边高声喊着“赶快动脉加压输血”,一边让在观摩手术的我立即去请周春霁和刘沛老师速来救台。我急冲冲跑到二楼病房找到正在清扫卫生间的刘沛老师,向他说明了术中大出血的紧急情况。先生二话不说,救人要紧,夺下我的帽子和口罩,急匆匆地奔向了四楼的手术室。随后,我得知周春霁老师正在参加学院召开的大会,立刻通知大会主持人转告周老师速去手术室抢救大出血病人。

两位老师气喘吁吁地换上了手术服,迅速地刷手、消毒,穿上了无菌服,上台替换了手指已经压迫发麻的术者。两位教授有条不紊地夹下了几把止血钳,血止住了,患者的血压逐渐平稳。他们细致地缝合了下腔静脉的裂口后,又“三下五除二”地摘出了病肾,圆满地结束了手术。这一刻,我深深地感受到周春霁和刘沛两位教授医疗技术的权威性,也让我首次感受到了作为“大医生”的精湛医术。

之后不久,刘沛老师重新恢复了处方权,被安排到我所在的医护包干组里,但是他和我们进修医生一样,从事着住院医生的工作,即便如此,老人家从未有任何怨言,始终保持着救死扶伤的医者本心。

他在医疗过程中,尽行“至精至微之事”。为保证危重患者的救治和对病情突变的病人及时抢救,每天晚饭后的病房巡诊和凌晨查房,已经成为刘沛教授坚持数十年如一日的习惯,这种优良作风,影响了当时所有的普外科医生,巡诊查房便形成了不成文的惯例。每天上班的晨会前,刘沛教授都要把刚刚收到的每位患者各种化验结果,浏览一遍并熟记于心,在查房时要询问你所提交的化验单和影像学的结果,并要分析出其出现变异情况的缘由。有的个别医生觉得刘老师太认真、太较劲、认死理,但正因为他的洞察秋毫和精益求精,预判了患者的病情发展,做到了有备无患、见微知著,挽救了不少命悬一线的患者。先生的这种精神也塑造了我的人生观,在我后来的工作中,有人评价我“太认真”,我一直把这句话当成继承师钵的褒义词。

老人家在为患者查体时,凭借多年的临床经验,练就了“一手准”的过硬功夫,对术前患者腹腔内病变的部位、程度,都能准确判断,和术中所见相差无几。记得当年,我管的病房收住一位长年胃痛而近期加重的患者,经钡透提示是胃癌,主治医师准备实施手术。在术前体检时,刘沛老师细心地触摸到了左锁骨上有一块肿大的淋巴结,判断该患的癌细胞已转移到远隔脏器,不再是胃癌根治术的适应症。确实,不到一个月,患者的颈总动脉周围的淋巴结也明显地肿大了。至今,我还记得刘沛老师有个经验之谈:长年胃痛的老年患者,突然疼痛性质发生改变,首先要考虑到胃癌发生的可能性,并一定要查左锁骨上淋巴结(Virchow淋巴结)有否肿大。

刘沛教授在医院诊室工作

就刘沛老师的当时的处境来看,他已被造反派夺权,免去了科主任职务,当成普通医生使用,并身处被组织审查的阶段,但他还像以前担任科主任时那样,每天都仔细查看病房出入院记录,对各病房的每一位患者都了如指掌。对于死亡病例,他坚持做到每例死亡原因的讨论,从中探讨病情发展的病理过程,汲取治疗的经验和教训。针对一些诊治方面出现的问题,他不顾当时被打倒的身份,在晨会上直言不讳地提出自己的学术观点,并能以理服人。刘沛老师讲话慢条斯理、抑扬顿挫,思路清晰、逻辑严密,表达能力极强,说话很有感召力,尤其是他旁征博引的典故和人文知识,让我耳目一新,觉得“听师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在一次晨会上,津津有味地听他娓娓而谈时,坐在旁边的一位前辈医生告诉我说:你不知道吧,刘老师是我们学院的“四大名嘴”之一呢。

在疾病面前,他时刻执行着救死扶伤的神圣职责。在医疗实践中,刘沛教授以其丰富的经验、精湛的医术、严谨的科学作风和高尚的医德,受到广大医务工作者和患者的好评。我曾看到在外科医生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一位患者赠给刘沛教授的锦旗,上面写着“手到病除,妙手回春”。刘老师做过手术无数次,之所以手术成功率高,就是他能准确地选择手术适应症,并且在术中运用熟练的解剖学知识,采用最佳的术式和技巧,顺利地完成手术。我给他配台当助手时,自然就会产生一种信任、依托和舒适的感觉。

医德之“诚”,体恤病痛

刘沛教授曾给我讲述过他的从医经历,并受其兄、原合江省省立医院院长、军区卫生干部学校刘玉璞副校长的较深影响。他自学医开始,就怀慈善恻隐之心,立誓坚守“普救含灵病苦”之志,无论是在部队,还是到地方医院工作,在六十多年的历程中,始终一贯地视病人为亲人,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把解除病人的痛苦当成自己最大的幸福。

刘老师全心全意地为病人服务,不论病人的职务高低、贫富亲疏,都能一视同仁,耐心地接诊、认真地诊治,从来没有跟患者耍过态度,甚至是遇到了尖刻的患者或牵扯到司法官司的,他都能诚恳相待,并以科学、公正的态度,利用自己的医学经验,恰到好处地平息了医患矛盾。他老人家医人无数,当被他治愈的患者感谢他时说,你还记得我是谁谁吗?老人家似乎记不住那么多人的姓名了,但此病人谈到曾患什么病、怎么被治好的时候,刘老师会恍然大悟,清清楚楚地讲出整个治疗过程,并关心这位患者的预后效果,指导他如何做好术后的保健事项。

他坚守高尚的医德,无论是在职或离休再创业阶段都始终如一。他从不接受患者的任何馈赠,是出了名的“不吃那一套”的“倔医生”。我进修时的1970年春天,松花江刚开江,不知哪位患者出于感激,趁天还没亮,就把一条开江大鲤鱼挂到他家外屋的门把手上,没留下任何姓名。他早早到班上问我们这些进修医生和所辖病房的患者是谁送的?好久也没查出结果。我劝老人家说先吃了吧,否则就臭了。后来,他用话套出了这位家住莲江口的送鱼患者,硬是把钱塞给了他。

刘老师小女儿刘晓谦回忆说,她父亲对患者是实心实意的好,她把记忆犹新的三件事讲给了我。第一件事是:她老父亲管辖的病房里有一个农村姐姐陪伴癌症晚期的妹妹住院,这天正好赶上妹妹22岁生日,跟姐姐说想吃饺子,此事被正在查房的老爸听到了。父亲回到家就跟母亲说了这件事,母亲就包了22个肉馅饺子,让老爸给送了过去了。那时候,“过年吃顿饺子”是口头禅,面、肉都是凭票供应的,当姐妹俩接过热气腾腾的饺子时,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第二件事是:她还记得是1966年8月份,外科病房有个小病人跟她妈闹着要苹果吃。那时候物资比较匮乏,就连我们自己家的孩子平时也很难吃到苹果,加上病孩她妈也缺钱,不能满足这个小病童的要求。老父亲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就想办法买了些苹果,上午给她娘俩送了过去。没想到下午外科的墙上就贴上了“打倒刘沛”的大字报,所以一天内发生这两件事,给他的小女儿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第三件事是:在“文革”期间,我家里订了“人民画报”和“阿尔巴尼亚画报”两种刊物,自己特别喜欢,没事儿时卷不离手。有一天午间,老父亲跟我说,他病房有个小病人没什么可看的,硬是让我割舍了两本送给了那位小病人。按照刘老师体恤患者的性格,类似这样慷慨资助有困难患者的事,应该是不胜枚举。刘沛教授的月薪是当时全学院最高的六位教授之一,但他的生活很俭朴,平时在家吃的也是粗茶淡饭。夏天的常惯服装是半袖衫、短裤、圆口布鞋,由于常年不离病房,所以白大衣也不离身,回家便挂在门斗里。老人家永葆了“生活上低标准、工作上严要求”的共产党员清廉本色。

刘沛教授在图书馆学习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许多传统的行医观念,都被视为“封资修”的毒草,要被彻底批判、连根拔掉的,而刘沛教授虽然无力改变当时的潮流,但仍能坚持行医者的基本准则和操守,这就是大医的作为。刘沛教授对病人如亲人的高尚医德,不仅身体力行地造福患者,在其影响下,他的优良作风也植根于佳医附院的外科领域。

刘沛教授虽然超过了离休年龄,但他离而不休。1987年,老人家接受了院里的返聘,并主动到“大医不愿做,小医做不来”的肛肠科出诊,除了解除广大患者的“后顾之忧”外,也会诊各种疑难杂症,深受广大患者的信任。一位来自依兰县农村的患者孙某,内痔出血,在市内某专科医院手术治疗未愈,慕名找刘教授求治,检查发现是内痔脱出,合并5厘米的肛漏窦道。肛诊时,粪便与脓血一并流出,气味难闻,令人作呕,刘沛教授全然不顾,细心检查,耐心处理后,收其住院。午后又冒雨来到病房,再次给患者做了全面检查和处理,并做好了术前准备。第二天为患者精细地做了手术,病人痊愈后含泪出院。

又是一个繁忙的诊日,一位十四岁的男孩以腹部胀痛、排便困难来院求治,经刘沛教授检查发现肛门排便无力,粪便堆积在直肠壶腹引起腹胀,为尽快解除病儿痛苦,刘教授全然不顾粪便的臭气扑鼻,用手给患儿抠出了积粪,并亲自灌肠清洗,很快地为患儿解除了病痛,治愈出院。在肛肠科工作的多年来,刘教授为病人用手抠大便、亲自为病人灌肠等事例无以计数,且从来无怨无悔。

德高望重,为人师表

刘沛教授是一位深受学子尊重和爱戴的恩师。他为人师表、甘当人梯、循循善诱、爱徒如子,为祖国的医学事业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其中许多人已经成为我国医疗行业的栋梁。如今,他的弟子们在各自的岗位上,赓续着他的宝贵精神财富。

刘沛老师用言传身教、高尚医德培育后人。老人家的儿子刘晓程1979年考上了北京协和医学院阜外医院的硕士研究生,离家前问老爸还有什么嘱咐时,刘沛老师说:只有一句话,无论何时都要切记:“医乃仁术”。刘沛教授对我们这些青年医生,也反复强调,“医者仁心,要行仁爱之术”,医生要对患者像“见彼苦恼,若己有之”一样的感同身受,遵从希波克拉底誓言所说的那样,对待每位患者如同自己的亲人。

他诲人不倦地向我传授医德和医技,并在医学人文知识方面给予了谆谆教导,这对于刚出校门的我来说,都是在此之前从来没被认知过的。这些启蒙教育使我终身受益并得以秉承,在后来我所从事的解剖学教学中,提倡“人文解剖”的教学理念,受到解剖学教师和基础医学院领导的赞同。我们以“敬畏生命”为主线,共同开创了一系列医学人文教育的活动,如医学生在上人体解剖学课程时,要集体朗诵“医学生誓言”;在解剖尸体前,要向“捐遗老师”行致哀礼、颂追悼词;每逢清明节时,组织医学新生在“敬捐石”前,隆重举办祭奠“捐遗老师”的仪式,至今仍在赓续沿用。

刘沛教授在育人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严谨、认真、负责的态度,用心去教、用情去感化每一个学生。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进到当时以普外疾病为主的“包干组”,此后便一直带教于我,跟着他学习普通外科的诊治技巧。他对每位即将手术的患者,一定要进行充分的术前讨论,并精心做好术前准备。我病房有位要做胃大切的患者,我作为初级医生,做术前的洗胃是我的本职工作。这一天我特意起了大早,可到病房时,看到刘沛老师已经把洗胃工作快做完了。当时,我们这些进修医生就住在病房旁,刘老师看我睡得挺香,就没舍得叫我,让我“起个大早赶个晚集”。等我接下他手中的活时,他才低着头、背着手(刘老师的习惯走姿)回家去吃早餐了。

1970年初,有几位珍宝岛部队的卫生兵被派到附院外科短期进修,刘沛老师为了培养他们胆大心细的手术技能,让一位卫生员在他自己的腹壁上练手艺。原来刘老师腹壁上有个小黑色素痣想切除,我劝他找一位有经验的老医生给他做手术,他说不必大动干戈。我想起码也得让我这大学毕业生来操刀吧,可他偏偏让这位刚分配到我们组的小战士,在换药室给他做切除术,让我给他当助手。开始,这位卫生员有点手怯,刘老师鼓励他要放心大胆地开刀,并在他的指导下,局麻、梭形切口、剥离、切除、缝合,十多分钟就完成了手术。此事让我看到了一位舍身忘我、以育人为己任的好老师。

受教好老师,胜读万卷书。阑尾炎是普外科的常见病、多发病,教科书上对此病的诊断有大篇论述,刘沛老师却提炼出了诊断“三要素”:①恶心、呕吐,转移性疼痛;②局部压痛;③白细胞增高。三条中有两条症状,就可下诊断。这一精髓之谈,使我屡试不爽。他大小手术都带我上台,对有些我力所能及的阑尾炎、疝气、大隐静脉曲张等常规手术,还让我当术者,他站在第一助手的位置,做到了“放手不放眼”,让我很快地掌握了这些手术的技巧。他还让我当上了甲状腺次全切除术、胃大部切除术、乳癌根治术等难度较大手术的第一助手,锻炼我快速地达到了普外住院医师的水平。进修结束,我回到公社卫生院后,就敢于独立完成了一些常见的普外手术了。

在一次学院举办的春季排球比赛时,看到刘沛老师在为附院队呐喊助威,我问他喜爱什么运动,他露出短袖里隆起的肱二头肌说:年轻时是排球运动员。由于有较好的身体素质和坚韧的性格,所以在做一些大、难的手术时,能站台几个小时,坚持到底,甚至有时饿着肚子也能连续做几台手术。

学识广博,堪称大医

在我跟随刘沛老师进修期间,经常跟着他到病理科探讨切除病灶的镜下所见;到放射线科看片子上的病变位置和形态;到检验科分析检测结果的变化。刘沛老师除了订购了外科学的杂志外,还常泡在图书馆里,查阅国内外医学资料,掌握外科学的最新发展动态。那时,许多人习惯把阅读杂志的要点记录在文摘卡片上,刘沛老师的办公桌抽屉里,有用细绳系着的几摞厚厚的卡片。

1972年末,我被调回到佳木斯医学院当上了解剖学教师。听我们学科的王德育和陈克功两位老教授说,刘沛老师经常与他们探讨临床上所遇到的解剖学问题,并能做到对基础医学知识广征博采,与临床实践密切结合。1976年,我所在的局部解剖学教研室因是秋季学期有课,在春季学期时,我们几位年轻教师为了使局部解剖学理论与临床相结合,就到外科去见习了半年。这时,我已经有了一定的局部解剖学专业知识,再看刘沛老师做手术时,不像我从前在外科进修时,学习诊病只是见样学样,学习术式也是“照葫芦画瓢”,而是能够看出刘老师手术技巧的“门道”了,明白了他做手术时之所以能出血很少,术野清晰,是因为他能按照器官的解剖学关系,在筋膜间隙中进行剥离,找出明确的血管分布后再进行结扎止血的。

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的某一天中午,在下班回家的路上,遇到了刚下手术台的刘沛老师,他兴奋地给我讲述了一个罕见的病例,这是一位发生急性大面积肠梗阻的青年患者,刘沛老师术前考虑是肠系膜上动脉扭转造成的,术中探查果不其然。他将扭转的肠襻还纳后,避免了大面积肠襻坏死,并做了肠系膜固定术。刘沛老师之所以对这疑难病例有充分的预测,就是他早已熟悉了人体肠道的发生学,并掌握了中肠旋转不良这一畸形发生的知识。他给我讲道:由于小肠系膜游离,没有形成小肠系膜根,呈点状附着于后腹壁,所以在特殊体位下,身体激烈扭转会导致肠系膜上动脉梗阻、小肠供血不足,从而引发了急性大面积的小肠梗阻。就这种解剖学畸形,我也是只见于书本,而没见过实例,从这病例的诊治过程中,看出刘沛老师对医学知识的掌握可谓博大精深。在我任教的《局部解剖学》的课堂上,每次讲到“肠系膜上动脉和小肠系膜根”的临床要点时,我都要引用刘沛教授诊治这位中肠回转不良的病例。

一生奉献,淡泊名利

还记得有一天,刘沛老师兴致勃勃地告诉我了一个好消息。原来在日伪时期读国高的他,为了反满抗日,曾参加过一个反日的外围组织,在“文革”中被别有用心的人揭发为“日特嫌疑”,受到了审查和批判,整党时没有通过评议,被“挂”了起来。后来经组织调查,认定了刘沛教授当年参加的是我党建立的一个青年学生抗日的革命组织,为他洗清了不白之冤,并从他的个人档案中抽掉了那些不实的诬陷材料,恢复了党籍。从此,他老人家卸下“历史不清”的沉重包袱,感到自己政治上又重见天日,抱着感恩之心,全身心地投入到为人民服务中去。由于业绩突出,多次被选为党代表,参加学院的党代表大会。

刘沛教授出席原佳木斯医学院第四次党代会

刘教授不仅严格要求自己,对子女也严格要求。他的儿子刘晓程教授系当今全国著名的心血管专家。刘沛教授作为父亲养育了这位当世医学英才,“子优父荣”,内心自然很是欣慰。1987年,老人家积极支持刘晓程教授放弃了北京协和医学院阜外医院的工作,来到牡丹江拓展事业,在刘晓程教授创办的心血管医院开业之际,他多次恳求父亲能参加医院的开业剪彩仪式,刘沛教授语重心长地对儿子说:“你的事业有成我很高兴,但庆典就不参加了,只要你能用党和人民给予你的聪明才智,为祖国医学尽心尽力,为更多的病人解除痛苦,对得起病人,我的心愿足矣”!

刘沛教授是无私奉献的典型,因工作需要,直到74岁高龄才办理离休手续。在医学院党委召开的离退休干部座谈会上,刘沛教授说:“参加工作几十年,自己给党和人民的不多,而党和人民给予自己的却很多。离休后,一息尚存,就要继续工作,现在要为附属医院创建康复医院和肛肠科门诊尽点义务”。在开完座谈会的当天,他就来到附属医院劳动服务公司,为筹建康复医院和肛肠门诊进行工作。劳动服务公司的领导见到刘沛教授非常高兴,并表示要按有关规定,从优付给刘沛教授应得的报酬。刘沛教授说:“我应得的报酬,国家已经一分不少地给了我,我来这里工作就是尽我所能义务奉献,不再拿一分钱的报酬”。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刘沛教授主持下,与同事们的共同努力,设有门诊和病房的康复医院很快建成并开始为病人服务。这时的刘沛教授虽然年事已高,体弱多病,行动不便,但无论是风雪交加的严冬,还是大雨倾盆的盛夏,每天都坚持按时上下班。遇到恶劣的天气,我们经常看到老人家在女儿搀扶下去上班工作。在他和同事的努力下,仅在肛肠门诊就为病人做了近300例手术,治愈率达100%。康复医院和肛肠门诊经济年收入达500万元,并为附属医院安排25名待业青年,培养了一批青年医生,刘沛教授自己却没有收取分文额外报酬。

刘沛教授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刘沛教授获省政府教师荣誉证书

刘沛教授一生荣誉加身,获奖无数,但始终为人低调,淡泊名利。在佳木斯医学院提起刘沛的名字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救死扶伤是义不容辞的天职”,这是刘沛教授一生坚信的崇高信条。刘沛教授1972年曾被授予黑龙江省劳动模范光荣称号。他曾多次被评为学院的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市级和省级的劳动模范,以及卫生战线先进个人标兵等荣誉称号。1984年,刘沛教授被佳木斯医学院附属医院命名为“人民的好医生”,1995年又被佳木斯医学院党委命名为“人民好医生”光荣称号,树立为全学院医务人员和教职员工的学习楷模,并掀起了“向刘沛教授学习”的热潮。学院领导请他在表彰大会上发言时,他老人家说:我只是尽到了一名医生的职责,没有什么可值得炫耀的。还是时任附属医院院长的孙兆玉教授上台发言,讲述了刘沛教授的光辉事迹。因政绩突出,1989年,刘沛教授被评为全省老有所为“精英奖”先进个人。在1993年刘沛教授80周岁寿辰之际,学院为他举办了“从医从教53周年”的隆重庆典活动,当时的佳木斯市党政五大班子领导也到会祝贺。1990年、1994年两次获得佳木斯市老有所为“精英奖”。1991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1997年,老人家84岁那年获得了“全国老有所为奉献奖”。

刘沛教授询问患者病情

我一直保留着一张当时粘贴在宣传板上的刘沛教授诊治病人的照片,真可谓:慈眉善目映日月,丹心热血送瘟神。从那一丝不苟的眼神、和蔼可亲的态度,可以看到他视病人如亲人、大爱无疆的感人形象。他老人家的光辉永远照耀着我们心中。桃李成蹊,身后留名,我师恩泽,在心永留!大庆有“铁人精神”,我们大学的医学界也要有“刘沛精神”,他给我校医学领域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赓续他爱岗敬业、精诚从医的理念,把刘沛教授当成我们新一代医务工作者终身学习的榜样。

(基础医学院教授钟震亚写于2023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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